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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尼归侨邱学清与内蒙古大兴安岭的难解之缘

2018年06月26日 16:39   来源:福建侨报   参与互动参与互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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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六零年,在北京林学院就读的邱学清。
一九六零年,在北京林学院就读的邱学清。

金沙 www.hnttsn.com   邱学清/口述 林小宇/撰文  邱学清,男,印尼归侨,现年84岁,退休前任职于福建农林大学。

一九五八年,邱学清与同学在黑龙江小兴安岭红旗林场实习时的合影。
一九五八年,邱学清与同学在黑龙江小兴安岭红旗林场实习时的合影。

  1959年,第一次走进内蒙古的大兴安岭,我被这浩大的原始森林震撼住了。与别人不同的是,我是从印尼回国的侨生,在印尼见到的树木都是热带的阔叶植物,而这里是清一色的针叶林。

  更不一样的是,从小就没怎么出门的人,却几乎跨过半个地球,从热带来到了寒温带,在这里开始自己新的人生……

  一

  父母都是福建龙岩人,在我们这些孩子都没出生前,他们俩一起来到了印尼,落脚在先达市。

邱学清与棉华中学同学在香港聚会。
邱学清与棉华中学同学在香港聚会。

  大姐二姐出生后,我也来到了人世,之后妹妹弟弟也接二连三出生,家里的兄弟姐妹共有11人,加上父亲母亲,一家共有13口人,而全家的收入仅靠父亲一人,他不仅要供养全家人的生活,还“一个不落”地让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。而他的工作仅是在先达华侨总会里担任“文书”,其他的时间,他在一家华人运输公司里兼做会计。

  每次想到这里,都会对父亲心生敬意,也能体会到父亲的那份压力和重责,而他从来不在家人面前流露出任何的苦楚,留给我们的是他的平静和稳重。也是在这种氛围下,每个孩子似乎都很早懂事,能回报的就是我们好好读书,取得好成绩,得到好评价。

  也不知为什么,自己不知不觉读完了小学,初中也很快毕业,这已经是先达这个城市华文学校的“最高”学历了。如果还要读高中,那就得到离先达100多公里的棉兰市读书。

  棉兰是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省会城市,在当时整个地区只有棉兰才有华文的高中学校,而且有几所高中学校,但父亲为我选择了华侨中学这一所学校,考虑的是这所学校是一所拥护新中国的进步学校。

  二

  1949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印尼华侨社会因此也发生了变化,许多华侨社团纷纷“易帜”,站到了拥护新中国的队伍中。受此影响,社团之下的华文学校也改变了政治立场,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是“红色”,棉兰华侨中学则是苏北地区最为典型的爱国进步学校。

  学校的新式教育,让人们如沐春风,同时,“祖国”的感念深入人心。在这所学校里,教材是从国内来的,教学流程是国内的,课外的读物也是国内的,甚至流传的歌舞也都是国内的。也是到了棉兰华侨中学后,觉得中国不仅是自己的祖国,也是人生的方向,更是自己的归宿。

邱学清至今还珍藏着当年印尼棉兰椰华中学毕业纪念册。
邱学清至今还珍藏着当年印尼棉兰椰华中学毕业纪念册。

  其实,高中还没毕业,我就对父母提出回国的想法。虽然他们觉得我是家里的大儿子,理应“辅佐”父母,承担大哥的责任,但最终还是同意我回国的请求。

  也许我想回国的目的与比别人还有些不一样。毕竟到了高中的这个年纪,更懂得父母要养育11个孩子不易,如果我能回国的话,多少能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。哪想到,我的这种想法,不知怎么地也“传染”给了妹妹和弟弟们,在我回国后的第二年,二妹妹也回了国。第三年,又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跟着回国。

  三

  1954年,我终于登上了回国的轮船,离开的那天,父亲和母亲都到了棉兰的勿拉湾码头送我上船。也许是父母一起为我送行,这让我感到有点紧张,毕竟这次的“出门”,不是以往从先达到棉兰的这样的距离,而是“远渡重洋”回到自己的祖国。

  我们回国比别人早,有着更多的选择空间,所以一到广州,我们就集体提出要到北京,而且申请很快得到同意,于是我们一起乘坐火车一路北上,向着首都前进。

  当时中国长江上没有跨江大桥,火车都是靠驳船运抵对岸,当我们到武汉时,正遇上长江发洪水,轮渡被迫???,我们只好在车上等了几天,但最终我们还是来到自己向往的首都北京。

全家福
全家福

  在北京华侨补习学校,我们只有不到一年的补习时间,所以学习格外的紧张,但我还是挤出时间,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名胜古迹,天安门广场是我最爱去的地方,因为它已深深地印在了人们心中,尤其是我们这些华侨学生,把它视如神圣,能亲眼看到天安门城楼,无疑是一生最大的幸福。

  每逢国庆等节日,都有很多爱国华侨被邀请到北京参加观礼活动。期间,还安排侨领与我们侨生座谈交流,看到他们就如看到久违的亲人,感觉特别亲切。

  四

  经过一年的补习,我顺利地考上了北京林学院,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内蒙古林学院当老师。

  那时内蒙古林学院刚组建,校址设在内蒙古的札兰屯。札兰屯是一个小县城,说是县城,不过更像一个人烟稀少的小镇,就是因为它身处大兴安岭,四处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,所以学院就设在这里。

  在见到大兴安岭前,在北京林学院读书时到过小兴安岭实习,所以对北方的森林并不陌生。但不一样的是,现在的我已经是一位老师,进入的森林更大,时间更久,尤其冬季这里非常严寒,这对于从小生长在热带地区印尼的我来讲,更是一种历练。

  当时一起分配到内蒙古林学院的归侨有3人,但到最后只剩下我一人留下来。到了后来,自己也觉得奇怪,毕竟自己一生都是“书生”,却能“吃苦耐劳”,这可能源于自己的体质好,也可能源于思想单纯。

  如果不是后来父母回国,我就不会提出调动工作到南方与他们团聚请求。因为几个妹妹都在杭州工作,所以父母回国就到了杭州。那时我也想到杭州,但却只能到了福建,幸好福建与浙江相邻,探望父母也算方便。

  五

  从我第一个回国后,家里人“分批分期”也都回到了中国,全家人就剩小妹妹一人留在了印尼。

  2013年,印尼的妹妹“邀请”我到印尼,顺便参加“世界先达联谊会”的活动,于是,我带着全家回到了印尼。

  这趟的旅程,对于我来讲是一次“重温”,匆匆的人生,一晃就是59年,但所有的记忆都清晰地留在脑海里;对于妻子与孩子们,他们也是另一种“重温”,因为在我们共同的生活中,少不了我给他们讲过的印尼故事。

  也许这半个多世纪发展速度的不同,在我的眼里,印尼还像从前一样;而在妻子和孩子的感觉中,中国的确比印尼更现代化一些。但这些都不影响我们对这里的热爱,尤其当我们走在先达独立街(MEDEKA)时,心里更是一番感慨,因为这条先达最大的街道,曾是我最熟悉的地方,我的生命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
  ……

  转眼自己就成了84岁的老人,平日家里就只有我和妻子两人,安静的时候,我不时地会回忆自己走过的路程,思绪时而在先达,时而在棉兰,时而又飞跃到了北京,飞跃到大兴安岭。

  人生或许就是这样,你记着她,谁还记得你。

【责任编辑:李明阳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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